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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种信号让市场开始普遍担忧，美国很可能重现20世纪70年代滞胀困局。彼时，美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、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经济现象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·奥伯斯法尔德认为，“这种持续震荡的时间越长，就越有可能遭遇‘类似于1970年代经历的那种情况’”。甚至有分析认为，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与50年前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　　悲观情绪在蔓延。多家研究机构近期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，并警告未来一两年内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。高盛集团把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.6%下调至2.4%、明年增长预期从2.2%下调至1.6%，认为一两年内经济衰退的概率为30%。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把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.2%下调至1.5%、明年增长预期从0.4%下调至负0.5%，并表示美国经济正进入下行周期，将难以避免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。

　　顽瘴痼疾 积重难返

　　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当前的美国经济困局，源于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痼疾缠身。新冠肺炎疫情、乌克兰危机，只不过是美国经济结构性、体制性问题加速爆发的“催化剂”。

　　20世纪60年代后，美国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。钢铁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至国外，大力发展集成电路、精密机械、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，并利用其科技优势等，逐渐形成以服务业为主，低储蓄、高消费的消费型经济格局。

　　1974年“石油美元”体系建立后，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基本上由美元承担，美国形成了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，不断利用美元国际“硬通货”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的局面。为实现最大限度盈利，美国的跨国公司把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，通过产业转移降低成本、扩大市场，提高资本的获利空间。同时，消费支出常年占GDP的70%左右，导致储蓄率低、债务增长与通胀如影随形。

　　与制造业迁徙和“石油美元”体系建立相伴的是，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和金融业急剧扩张，美国经济虚拟化特征愈加明显——

　　一方面，国内大企业不断合并扩张，小规模生产者逐步被淘汰，农业人口逐步减少，制造业蓝领工人持续流向服务业，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国外。从20世纪中期开始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，如今已降至11%左右，从业人口也降至不足10%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越来越多的资本避开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，投向金融领域。为应对周期性金融危机，美联储频繁实行量化宽松政策，动辄买入上千亿甚至万亿美元的国债。特别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后，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速了金融服务业扩张。据美国商务部数据，202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80%，包括金融业、房地产、法律服务等。

　　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速的上升，且使自然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，低利率水平又往往刺激通胀加剧。同时，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，妨碍了市场出清，导致“僵尸企业”占用过多资源，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造成挤出效应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，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质量。疫情暴发后，在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，美国消费虽然迅速提振，但需求侧过热更映衬出制造业萎缩导致的供给能力不足，进而抬升通胀水平。

　　虽然依托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，美国享受到“全球生产、美国消费”的红利，但也埋下了制造业衰落和通胀问题的种子。这种经济格局加之长期无节制的宽松政策，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“催化”之下形成了如今的高通胀局面。